嘉联集团董事长孙陶然完成了在六个不同领域的连续六次创业。创造中国公关第一股蓝色光标，成就恒基伟业商务通，再到国内领先的综合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平台嘉联……在孙陶然看来，每一次创业，都是一次冒险，是一次扩展生命宽度与深度的体验。
孙陶然说，要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打破了对人和行业的限制，助推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成长。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不可能有他最早的创业。
“‘瞄着打’即使打偏了，也离靶心更近。”
采访当天，孙陶然穿着深蓝色POLO衫。孙陶然还记得，在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他也爱穿这样朴实利落的服装。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候的他，正面临着人生重要选择，也完全想象不到，未来能有一天如身经百战的将军般挥斥方遒，从容指挥着商场战斗。
嘉联集团董事长孙陶然接受记者专访
1991年，孙陶然大学毕业被分配回老家。那时的他心里涌起一股倔强，也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离校前，他便把行李随同学托运到深圳。
几经辗转，孙陶然最终选择了“北漂” ，那时候的“北漂”很“飘”，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户口，像没有根的浮草。他去了民政部下属的四达集团工作，住在五道口的一间平房里，每月工资两百多元，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粮本，不能买粮，但孙陶然并不觉得有什么。据说，一次一位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学分了几斤鸡蛋，大伙就凑到孙陶然的平房里，边聊天边用电热杯煮鸡蛋。兄弟们聊了一晚上，鸡蛋蘸着酱油也吃了一晚上。
“我只是去过想过的生活，敢于迈出这一步。”孙陶然说。
1994年，孙陶然接任四达广告公司总经理。一次偶然机会，他与北京青年报签署了合办《电脑时代周刊》的协议。通过版面买断，孙陶然有了自己的一份“责任田”，每年交付版面费用，旱涝保收。
这应该算是孙陶然的第一次创业。1995年2月8日创刊，两年之后，《电脑时代周刊》的广告客户覆盖了当时所有的IT主流品牌，全年的广告版位在年初便销售一空。
事业初步成功，孙陶然既不是特别意外，也没有格外欣喜。在他看来，成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瞄着打”，一种是“蒙着打”。“‘瞄着打’是先有一个目标，即使打偏了，也离靶心更近。”孙陶然创办电脑周刊，就是“瞄着打”。“当我在经营这家广告公司的时候，面临的是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别人做一样的事，意味着没有太大机会。而当时，电脑正逐渐走进中国普通人的家庭，在受欢迎的大众媒体上开辟‘电脑周刊’一定能打开新市场，所以我就勇敢地冲了上去。”
“要用头把‘南墙’撞破，闯出一条路来。”
孙陶然的大半辈子都在和“创业”打交道。创造中国公关第一股蓝色光标，成就恒基伟业商务通，再到国内领先的综合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平台嘉联……这些项目、案例被很多创业者奉为经典。
万事开头难。不断创业意味着每一次都要在一个全新领域摸索。孙陶然还记得，刚做《电脑时代周刊》的时候，有半年因为广告市场打不开，付不起报社的“保底钱”，项目难以为继的难处；也还记得在刚做嘉联的时候，第一次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他甚至连一个银行的支行行长都不认识……
孙陶然曾在书中坦言，创始人必须承受“非人待遇”，打落牙齿和血吞。“创业需要投入100%甚至120%的心力和时间，一个创业者一年经历的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可能比普通人五年经历的都多。”
但这些坎坷，孙陶然不愿在公众面前多谈。“对于创业过程中的起落我从来没有强烈感受。既没有感觉到前几年热火朝天的创业气氛对我的所作所为有多少影响，也没有感受到所谓资本寒冬对我有多大打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来都认为创业只是创业者自己的事。”
“所有河流流向大海的过程都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创业者要做的便是穿越陡坡和沟渠，根据地形调整自己的轨迹。”在孙陶然看来，对于创业者来说，有三件事最为重要：“向前看”、“向后看”和“B计划”，要不断有预见性，未雨绸缪；要不断复盘，总结经验教训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时，做任何事都要有一至两个备选方案。“就像老司机开车，不会急刹急停，也不会翻车，而新司机往往因为只能看到车前面一小块而险情不断。做企业要不断把眼光放长远，提早铺垫布局，便不会有生死攸关的坎坷。”
孙陶然的《创业36条军规》曾创下一年加印36次的记录，被誉为中国的“创业圣经”。书中写道，意志坚定是领军人物的基本素质。遇到任何挫折都要百折不挠，甚至“死缠烂打”，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要用头把南墙撞破，闯出一条路来。
“要努力到无路可退，但也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孙陶然还提到，一个常胜将军并不需要有“万夫不当之勇”，也不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刘邦运筹帷幄不如张良，‘搞后勤’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但把他们集合起来，就能夺取天下。”在孙陶然看来，对于企业领袖来说，更重要的是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和见识。
“能成事儿的人功夫都在诗外。”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孙陶然给自己出过一道选择题。“一条路是像拉碾子的驴一样绕着转圈，重复40年，便能成功；另一条路是想做任何事情就去做，但40年后可能还是普通人，我肯定选第二条路。”
很多人问孙陶然，为什么选择在六个不同的领域连续“跨界”？“这跟人的三观是吻合的，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你想怎么过这一辈子。”
在孙陶然的人生观里，生命是一种体验。“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孙陶然说，他愿意去经历更多没经历的事情，去接受更多挑战，这样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必然导致当一件事情已经驾轻就熟的时候，不会愿意继续重复去做。
也是在北大期间，孙陶然曾有过濒临死亡的遭遇。“当时我掏出自己的学生证，在上面写下一段话：如果我马上就死了，有那么多名山大川我还没有去过，有那么多想做的事儿还未做过，我甚至没谈过恋爱……其实在面对严峻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清楚人生应该怎样过。”
而如今，孙陶然的这些想法基本上都实现了，他把一年六分之一的时间放在户外，至今已走过100多个国家，到达过南极和北极，穿越过撒哈拉沙漠。
“能做成事儿的人都是‘功夫在诗外’。”孙陶然说，因为他们对世界有更深刻、更高层次的理解，而首先要做的是了解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需要刻意去想一趟旅行的收获，但当走到一定程度，便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不想成为观众。”
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下海”创业潮。作为其中一员，孙陶然说，要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打破了对人和行业的限制，助推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和成长。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不可能有他最早的创业机会。
与现在的创业者相比，孙陶然觉得，那个时代的创业者“情怀感更强”。“比如柳传志，任正非他们那些老一代的人，创办民营企业还真不是奔着赚钱去的，而是为了实现抱负，为了家国情怀。”孙陶然说，“现在很多创业者急功近利，一创业就想着去融资，过两年又想着去上市。而老一辈们则更多的是考虑怎样把产品做好，把公司做好，一步一步往前走。他们有时会花三、五年的时间认真打磨一件事。”
孙陶然儿时的理想是做将军，改革开放让他改变了这个理想，也成就了他的愿望。“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既然是创业者的一员，就希望能够成为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深度参与者，而不是观众。”
孙陶然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个人的奋斗，最关键的都是“想清楚”和“坚持住”，“想清楚”要过怎样的生活，“坚持住”努力的脚步。
